〚刘功成〛

1926年，大连爆发四二七罢工，震动全国。对四二七罢工的解读，大多局限于大连一地一事。其实，四二七罢工不只是大连的，也是全国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反帝运动，使大连从地域上成为中国人民大革命不可忽视的部分。

中国共产党

重视对四二七罢工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四二七罢工的领导表现在斗争的全过程多方面。其中突出的是“师出有名”和“适可而止”两大斗争策略的提出和贯彻。

四二七罢工爆发的当晚，中共大连地委工运委员、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主持召开工学会干事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要“师出有名”，先提出几个要求，如果日本资本家不答应，就举行总同盟罢工。会议提出“此后日本人在工作时，不得无故压迫欺负中国工人；中国工人每日增加工资小洋一毛半（不论男工、女工、成年工、童工均一律）”等5项要求。

罢工第二天，傅景阳和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委员长、四二七罢工总指挥侯立鉴等工会干部一起草拟《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友泣告各界同胞书》，累数厂主野蛮压迫中国工人的罪行，说明四二七罢工是日本资本家逼出来的。中华工学会把这份文件发送大连各报社和各地工会。四二七罢工真相一经公诸于世，日本资本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对四二七罢工实行镇压，大连警察署先后5次逮捕25名罢工领导人。罢工工人坚贞不屈，同敌人展开逮捕与反逮捕、招工与反招工、镇压与反镇压的激烈搏斗。

罢工近3个月时，中共北方区委得到大连地委的报告，认为四二七罢工的胜利处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邓鹤皋等党的干部到大连，领导解决四二七罢工问题。李大钊指示：“大连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有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但在帝国主义的力量很集中的地方，工人不能长期罢工，在争取到某些经济上的胜利时要适可而止，及时复工，保存力量，目的是为今后长期的斗争。”邓鹤皋等人到大连，向中共大连地委传达了李大钊关于四二七罢工要“适可而止”的指示，并采取积极措施，寻找机会同厂方谈判，争取罢工胜利结局。

7月24日，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社长八代裕太郎为解决旷日持久的福纺纱厂罢工问题，从大阪到大连。中共大连地委决定由崔仁山、汪子馨为罢工工人代表，同日本资本家谈判。经过两轮面对面的交锋，八代裕太郎答应复工条件：“一、每日增加工资在一毛以上；二、每两星期休息一日，照发工资；三、赔偿工人损失伍百元；四、午餐时间增加十五分钟；五、不准裁人；六、设备教育与娱乐机关，如夜学校运动场所。”劳资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工人方面取得重大胜利。

各地工会组织

以实力援助四二七罢工

罢工初期，在广州出版的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以“大连周水子福纺纱厂罢工，请大家看看工人牛马生活”为题，报道四二七罢工的消息，引起国人关注。

6月7日，《工人之路》报道四二七罢工状况，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上海、青岛等地纱厂工人向四二七罢工指挥部寄送了捐款。

7月初，上海总工会向全国各工会各社会团体呼吁：“全国同胞起来，团结一致，为国家争权力，为解救苦难同胞掀起正义的斗争！”天津总工会率先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呼吁，发表《宣言》，强调：“要支持大连的罢工工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月15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声援四二七罢工宣言，表示：全国15万铁路工人正“积极准备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7月26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为日本在大连摧残华工与日本工人及各阶级被压迫者书》，呼吁他们“作一次轰轰烈烈援助大连华工的运动，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伤的打击”。

7月3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大连工人致日本领事函》，通知日本领事：“严令大连日本官厅，将被捕工人即日释放，并圆满答复工人要求，否则本会即将通令全国工人，以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者手段对付贵国。”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大连工人致关东厅电》，警告关东厅：必须“圆满答复工人要求，否则通令全国一律抵制日货，并停止日本进口轮船一切工作。”其时，省港大罢工已进行一年多，香港陷入绝境。现在全国总工会声明要以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手段对付大连“辽东租借地”当局，日本政府不能不大为惊恐。

1927年初，大连中华工学会向大连地方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无罪释放罢工被捕人员；中共大连地委开展“救出同志活动”；傅景阳等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在狱中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长期关押工人，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害怕救援活动越闹越大。3月30日，大连地方法院被迫开庭，宣布：“因福纺罢工事件下狱之工学会会长傅景阳”等人，全部“无罪释放”。至此，四二七罢工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四二七罢工使大连从地域上成为中国人民大革命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并生发出以爱国反帝、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往直前为核心内容的四二七精神。

（作者系大连工人大学原副校长、教授，著名工运学者、工运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