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张春玲 ◎采访者：王效

◎受访人简介：张春玲，女，1954年出生，1977年进入金州纺织厂，长期从事挡车工岗位生产劳动，曾先后荣获厂先进生产者、大连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及“五一劳动奖章”。

我叫张春玲，1977年进厂，分配在最苦最累的织布车间。每天在三十五、六度的高温下作业，噪音大得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棉絮飘得满车间都是，吸进鼻子里又痒又呛，下班回家鼻孔里全是黑的。我对棉花有点过敏，那阵子车间温度又高，汗水、泪水混着棉絮粘在脸上、身上，身上起了一片片的疹子，痒得钻心。实在扛不住了，就拿织布的钩子去捅，有时候不小心钩子捅进肉里，拔出来擦把血接着干。

自打进厂起，我就告诫自己，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去做，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儿。我起早贪黑，白天在家练打结，睡前还琢磨着怎么提高操作技术，就是想为自己、为工厂、为国家多织布、织好布。所以我每天都提前一个小时进车间，把接班前的准备工作做扎实，扫地、检查机器、整理工具，样样都不含糊。工作中除了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外，我是分秒必争、寸步不离机台。

那时候我孩子才7个多月大，俺俩都上班，只能把孩子撂在家里。按正常通勤时间，我是能赶回家照顾孩子的。可一出现疵布，我就舍不得撒手，总想着把活儿干完、干好，好几次没赶上通勤车，只能步行四五十分钟回家。有一次，我刚到家门口，就听见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推开门一看，床上空空的，孩子不见了，吓得我心都揪了起来。最后在床底下把孩子拖出来，只见她脑瓜底下摔了个发紫的大包，都流血了，我抱起孩子，心酸的眼泪夺眶而出。

刚进厂的时候，我被分配看28台机器，要是织涤棉细布还好点儿，要是织三斜布，那难度就大了。温度和湿度稍微差点儿意思，断头率特别高。我们挡车工的日常就是围着机器转，巡回检查、抓疵点、处理机器故障、防止机器停转，说白了就是围着产质量转，多织布、织好布。除了吃饭那十几分钟，几乎没有坐下休息的时间。我平时很少喝水，就怕跑一趟厕所，机器就出疵点了。

我最好的老师是劳模刘忠海，我是他带出来的。我学技术学得挺快，就想着早点独立顶台，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自从独立顶台，我一门心思创优质、夺高产，月月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总厂举办的劳动竞赛中，我连续3个季度夺杯，还获得了“优质高产能手”称号。

要说最难忘的，还是1984年7月新品种“三斜布”上市那阵子。那是出口产品，听说要给外国人做睡衣，质量和工艺要求严得很。那个机器高1.5米，布幅1.34米，我是个1.48米的小个子，干这活简直难上加难。“三斜布”是棉线的，不像涤棉布有弹性，对温度和湿度要求特别苛刻，稍微有点不合适线头就断了，而且一断就是一片，不是一台两台机器停，而是成片地停，处理起来特别费劲。

刚接触这新品种的时候，我心里也打怵，甚至想过放弃，可又不甘心，别人能干，我为啥不能？我就跟自己较劲，豁出去了，一定得干好。我改变了以往的巡回路线和操作方法，全程都用跑代替走，眼快、手快、腿快，把能利用的时间全用上了。尤其是在车后边接头的时候，够不着就踮着脚，有时候甚至得趴在机器上，好不容易接上了，开机都费劲。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里的事儿就顾不上太多了。俺家小闺女8岁那年，有一次小脚被自行车绞得血乎淋拉的，送医院包扎好后，孩子拉着我的手，哭着让我陪她一天。家里人也劝我破例在家陪陪孩子。我当时确实犹豫了，哪个当妈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啊，看着孩子受伤的小脚，我心里跟刀割似的，可我转念一想，就算我在家陪着，也减轻不了孩子的痛苦，车间里的机器还等着我呢！最后我含着眼泪走出了医院的大门，按时去上了班。就因为这事儿，俺家那口子说我是冷血动物，孩子后来也总问我她是不是我亲生的。说心里话，在孩子和家人面前，我是亏欠他们太多了，可有些事情就是不能两全其美，为了工作，我只能舍小家顾大家。

我总觉得，有付出就有回报，每当看到月月公布的产质量报表，看到年年累计的万米无疵布数量，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因为我尽到了一个工人的职责。在我心里，车弄就是战场，机台就是我的伙伴，以厂为家，以苦为荣，是我的精神支柱，雷锋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悔恨，也没有抱怨，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献给了这个平凡的岗位，我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金纺对我的培养，对得起“工人”这个称号。

有人问我，那个年代“以厂为家”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就是一代代金纺人用实际行动传承下来的。老一辈工人真的是把厂子当成了自己的家，就连擦饭盒都舍不得用厂里的破烂纱布，裤腰带断了，用块小布溜系上。这种精神不是口号，是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行动中，这种传统和精神永远不能丢。现在虽然厂子不在了，但金纺精神永远刻在我心里，也希望这种精神能一代代传下去。